當前，我國經濟增長的動力結構已經發(fā)生深刻變化，消費已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在新形勢下，下大力氣調動消費的潛力，加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供滿足消費升級需求的高質量服務，將成為我國下一階段擴大消費形成較強發(fā)展動力的重點內容。其中需要尤為注意的是，加快農民工市民化進程，釋放農民工的消費需求，既是統(tǒng)籌城鄉(xiāng)發(fā)展、推進城鄉(xiāng)發(fā)展一體化的重點，也是啟動消費、擴大內需，加快經濟發(fā)展方式轉變的有效途徑。在這一過程中，如何著力破解農民工消費的約束條件，促進廣大農民工群體的社會流動，積極培育經濟增長新動能，是當前的一項重要課題。

一

當前，我國經濟發(fā)展已步入增速換擋、結構優(yōu)化和動力轉換的新常態(tài)，經濟依靠消費拉動特征愈加明顯。數據顯示，2017年一季度，最終消費支出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77.2%，比上年同期提高2.2個百分點。

從長周期的角度觀察，消費的可持續(xù)增長取決于收入和人口結構兩大因素。從收入方面看，當前我國的人均GDP逐年增長，已經超過5萬元人民幣，接近了國際上中等收入的水平，同時還疊加了代際變遷、收入分配收斂跡象和社會保障制度的不斷完善等提高居民消費傾向的有利因素。從人口結構角度觀察，每一個國家的人口史各自詮釋了消費的高潮跌宕，如今風向轉至中國。國際調查發(fā)現，大部分家庭在父母46歲時達到支出高峰，從而導致一國人口峰值在46歲區(qū)間時往往伴隨著一個消費支出的峰值點，如美國在上世紀40年代初和80年代末的兩次消費浪潮、日本上世紀80年代末的消費峰值。如果以人口峰值在46歲作為判斷一個國家消費支出的峰值點，中國有望在2015至2025年迎來“46歲”消費高峰。

在消費平穩(wěn)增長的同時，消費升級的浪潮正在發(fā)生，其中一個重要表征就是服務型、品質型消費市場發(fā)展良好。一季度，限額以上單位體育娛樂用品類同比增長17.3%，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1個百分點;文化辦公用品類增長14.8%，加快7.4個百分點;汽車類商品中SUV一季度銷量增長15.1%，明顯高于普通轎車增速。旅游娛樂休閑消費增長較快，國家旅游局報告顯示，一季度居民整體出游意愿為82.0%，同比環(huán)比均有上升。

從全球經驗觀察來看，中國正在上演的消費結構升級的浪潮將會持續(xù)。中國的人均GDP已達到相當水平，接近國際上中等收入的水平，商品的消費支出已走過快速增長的階段，居民消費結構正從房子汽車的時代向服務消費轉變，與閑暇相關的服務、娛樂、體驗式消費剛剛起步，正如這幾年“跑步熱”興起，正是收入與閑暇結合的典型代表，美國城市人群的跑步時尚熱潮就是在上世紀70年代出現的。

二

農民工是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一個規(guī)模龐大的特殊群體，為工業(yè)化、城鎮(zhèn)化作出了巨大貢獻。隨著經濟結構調整和增長動能轉換，農民工群體在需求端和要素供給側的角色也在悄然發(fā)生變化。之前，農民工群體主要作為要素供給主體而存在，農民工帶來的廉價勞動力是其核心競爭優(yōu)勢。但隨著人口紅利的漸行漸遠，農民工群體的成本優(yōu)勢正在消退，經濟也已經更多轉向內需，尤其是消費驅動，重新認識農民工群體在消費升級中的重要作用，很有意義。

一方面，龐大的農民工群體正在迎來他們生命周期的消費高峰?！?016年農民工監(jiān)測調查報告》顯示，2016年我國農民工總量達到28171萬人，比上年增長1.5%;農民工平均年齡已從2013年的35.5歲、2014年的38.3歲、2015年的38.6歲上升到2016年的39歲。根據當前的年齡分布來推演，未來這一龐大群體的平均年齡將繼續(xù)老化，這樣的年齡結構在客觀上存在不斷增加消費支出的訴求。根據前述人口結構與消費的規(guī)律，我國農民工群體正迎來一個消費需求的高峰。

另一方面，新生代農民工正在引領農民工群體的全新消費潮流，消費升級的傾向更為明顯?！?016年農民工監(jiān)測調查報告》顯示，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農民工已逐漸成為農民工的主體，占全國農民工總量的49.7%。從零點咨詢對農民工的調查數據上來看，目前新生代農民工家庭的消費結構基本和中等收入水平的城鎮(zhèn)居民消費結構類似，其中食品類支出以及休閑娛樂支出占比都較高。新生代農民工更多地把進城務工看作謀求發(fā)展的途徑，不僅注重工資待遇，而且注重自身技能的提高和權利的實現;大眾傳媒和通信技術的進步使他們更迅捷地接受現代文明的熏陶，形成多元的價值觀和開放式的新思維，消費觀念也和老一代有著巨大的差異，價廉不再是主要的選擇標準，更加注重物美和品牌化。

此外，近年來農民工的加速回流和本地化顯著提升了這一群體的消費率，并正成為中小城鎮(zhèn)和農村消費升級的重要推手。隨著我國產業(yè)區(qū)域布局的調整，農民工的遷移模式正在發(fā)生深刻的變化，越來越多的農民工選擇本地務工。2011至2016年，外出農民工增速呈逐年回落趨勢。在新的遷移模式下，原先消費市場與就業(yè)市場的隔離得以統(tǒng)一，非消費類支出大幅降低，這對于本地農民工家庭的消費有著顯著的提振作用。我們的定量分析發(fā)現，本地農民工家庭的消費率顯著高于同等收入水平的外地務工農民工家庭。在自身消費率提升的同時，農民工的回流和本地化也通過消費觀念的直接傳播和人口聚集的間接推動，推動中小城鎮(zhèn)和農村消費升級。近年來，電商等新興消費業(yè)態(tài)在中小城鎮(zhèn)的增速顯著高于一二線城市，也從一個側面印證了中小城鎮(zhèn)巨大的消費潛力。

三

雖然農民工已成為消費升級的重要生力軍，但現有的制度約束對其消費潛力的制約不容忽視，未來收入缺乏保障、看病貴、養(yǎng)老難等等，依舊是限制農民工消費潛力的主要痛點，一些地方存在的就業(yè)歧視又進一步約束了農民工的消費能力。針對這些問題，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應當重視農民工既是消費升級主體又是要素供給主體的重要地位，從供給和需求兩端推動農民工消費升級，為當前的消費浪潮的可持續(xù)發(fā)展注入有生力量。

一是繼續(xù)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zhèn)化，破除約束農民工群體市民化的藩籬。應以戶籍制度改革為主要抓手，通過合理分擔市民化成本等方式促進農民工的市民化，加快完善城鎮(zhèn)職工社保和醫(yī)療對農民工群體的覆蓋面。二是強化農民工群體的收入保障。在這一過程中，既要不斷完善最低工資標準、增加工資收入，還要采取綜合措施，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強化社保網絡的兜底能力。此外，還要采取措施加大農民工職業(yè)培訓和技能訓練的力度，為持續(xù)提升農民工群體的消費水平奠定基礎。三是注重建設返鄉(xiāng)農民工的良好消費環(huán)境。繼續(xù)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完善流通網絡;積極探索發(fā)展農村消費信貸，活躍農村消費市場，為返鄉(xiāng)農民工建立一個良好的消費環(huán)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