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真是這樣做，那么在做之前請先橫向比較世界上哪一個人口過億的發(fā)展中大國沒有照搬?可哪一個像中國這樣全面完成工業(yè)化了?哪一個不是30%以上的貧困率、嚴重的甚至超過50%?而且不管人均收入有多高，大部分仍然是城鄉(xiāng)二元結構，所謂城市化也主要靠大型貧民窟來大量集中貧困人口。這種照搬制度的收益被少數(shù)精英獲取而制度成本只能是大多數(shù)老百姓承擔!

比如亞洲其他4個人口過億的發(fā)展中大國，上層建筑方面的自由選舉、多黨制議會民主，經濟基礎方面的私有化和市場化，早就落實了;學者們作為精英集團的一部分也以“知本家”身份得以分享制度收益;但是，他們整體上作為民族國家參與全球競爭的工業(yè)化、城市化的發(fā)展卻不如中國。

由此提出的問題是，我們作為發(fā)展中國家，到底要什么?我們的農民生存其中的鄉(xiāng)土中國到底要什么?今天學術界的主流是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全球化，這就是事實上已經取代了“官方四化”的所謂“西式四化”，或者比較中性些，是工業(yè)化、城市化、貨幣化、資本化。但即使這些“化”都完成了，也未必能解決中國的“三農”問題。

誰都明白，“西式四化”從邏輯上說是完全可以成立的——只有先私有化了才能市場化;有了市場化的自由貿易，“商品是天然的平等派”，新生的中產階級就必然要求政治自由化;最后通向全球一體化。否則，也不會有那么多“官民人等”想當然地迷信這些說法。

但是，麻煩出在這個邏輯實現(xiàn)過程中必然形成的制度成本會慣性地“路徑依賴”轉嫁到農村，于是城鄉(xiāng)差別必然拉大，生產力諸要素就必然大幅度流出“三農”;當然也就會有日益嚴峻的“三農”問題。近年來有人甚至以為中國只要照搬美國的制度就萬事大吉了。但是他們忽略了一個常識，“中國無農場，美國無農民”——中國90%的土地由兩億多農戶經營，美國90%的土地由17萬農場主經營。中國的現(xiàn)實是平原面積只占國土面積的1/8，而水、土、光、熱這四種適宜農業(yè)的資源比較匹配的平原面積只占國土面積的不到10%。沙漠、山區(qū)和高原肯定不是企業(yè)家辦工廠的首選地，所以工業(yè)必然集中在平原和沿海，因此城市也必然集中在平原和沿海，這樣，農業(yè)、工業(yè)、城市和人口都主要集中在平原和沿海。因此，中國的區(qū)域差別拉大，是“梯級分布”的中國經濟地理條件制約的結果，而并非完全是人為的結果或者制度之禍。

　　20年前筆者與很多人一樣，也把城市化作為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認為只要加快城市化，放開戶口，讓農民進城，“三農”問題就迎刃而解了。但后來通過對很多發(fā)展中國家的考察，只要是人口超過一億的，就沒有發(fā)現(xiàn)哪一個國家的城市化是成功的。如果中國也用大型貧民窟來實現(xiàn)城市化，那只不過是一種“空間平移、集中貧困”——農村分散的貧困人口變成相對集中的貧民窟人口——結果往往是社會矛盾集中爆發(f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