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5日晚,“五道杠少年事件”發(fā)生后的首個周末,從武昌郊區(qū)一所封閉式寄宿學校歸來的新聞主角——初一學生黃藝博打開電腦,在漫天的評論和謾罵中哭了,他問身旁的父親:“我哪里錯了嗎?”
黃宏章和妻子馬曉麗不知道該如何回答這個問題,只得告訴兒子——這才是他一直身處的真實世界。
對于僅擁有13年人生經(jīng)驗并長期被正統(tǒng)教育觀追捧的黃藝博來說,這是一個姍姍來遲的真相,而更大的困惑在于:為什么從來沒有人告訴過他現(xiàn)實還有硬幣的另一面。
黃藝博有著燦爛的童年,充滿正確、榮譽、贊揚和過于遠大的理想。他被塑造為樣本,成為武漢八十多萬少先隊員學習的對象。2009年,黃藝博當選少先隊武漢市副總隊長,佩戴上該市獨創(chuàng)的“五道杠”臂章。
這成就了一個光榮的家庭和一個符合主流審美價值的德育新星。在2011年3月的一則本地宣傳報道上,黃藝博被描述為一個“一兩歲熟知成吉思汗,兩三歲看‘新聞聯(lián)播’,7歲讀‘人民日報’和‘參考消息’”的天才政治少年。
意外的是,這一次贊譽并未如期而至。高度聚合的主流因素率先觸發(fā)了互聯(lián)網(wǎng)的不信任情緒。兩個月后,隨著黃藝博更多的信息被披露,其過于老成正統(tǒng)的形象和充滿官氣的話語抵消了人們對少年兒童的天然熱愛,并將黃視作揶揄權威和反諷現(xiàn)實的標本。
在這場聲勢浩大的輿論角力中,黃藝博被喧囂裹脅,又如孤舟般隔絕。這個在不恰當?shù)哪挲g被過早推上巔峰的少年,如今又將在不恰當?shù)哪挲g承受沉重的挫折,并重新面對他的過去與未來。
黃藝博的家是個典型的雙職工家庭,有成摞的書籍和兩輛自行車。雖然環(huán)境一般,但他們有個讓人驕傲的兒子。“人人都羨慕。”每一個鄰居都這么評價。
五一節(jié)過后,黃藝博就隔離于公眾視野,他被學校的圍墻和鐵門嚴密庇護著。只有一沓遺留在家中工整的書法習作還在顯示著他曾有的尋常志趣和心情。
如今,一切已變得不同。“所有人都在曲解我們。”47歲的黃宏章在狹長的客廳里踱步,仿佛這樣才能減輕他的憤怒,“我們每一次回應只換來無休止的謾罵。”他的妻子馬曉麗則在一旁漫無目的地摩挲著兒子的書,“這樣我能感覺和兒子在一起。”
這個被高度聚焦的家庭位于武漢市江漢區(qū)一個破敗的家屬區(qū),1990年代由兩家單位合建而成?,F(xiàn)在它滿墻斑駁,像一塊傷疤陷入華麗的高樓群里,等待著隨時可能到來的拆遷。
黃藝博的家在院子最深處,那是個80平米的普通兩居室,由于樓層矮,灑進不了多少陽光。這是一個典型的雙職工家庭,有成摞的書籍和兩輛自行車。雖然環(huán)境一般,但他們有個讓人驕傲的兒子。“人人都羨慕。”每一個鄰居都這么評價。
2011年3月一篇本地媒體的報道成了這個平靜家庭的轉折點。當時黃家作為培養(yǎng)兒童的成功范例進入記者的視野。后來的新聞稿里,黃藝博被描述成一個極具政治素養(yǎng)的“天才兒童”——兩三歲開始看“新聞聯(lián)播”,7歲開始堅持每天讀“人民日報”、“參考消息”,從不玩游戲,理想是“讓大家過上更好的生活”。
一個天賦異稟、心懷天下的美少年形象被勾勒出來,并具體化在一張戴著紅領巾和“五道杠”臂章(少先隊武漢市總隊副總隊長的標識)的配圖上。這引來了麻煩,“我最多只見過三道杠,一開始,我以為是在惡搞。”一位微博用戶說。
一些深具娛樂精神的網(wǎng)民無意發(fā)現(xiàn)并介入關注這位“五道杠”少年,隨即發(fā)現(xiàn)了更多。4月30日,黃藝博的博客被曝光。“官樣”照片陸續(xù)傳出,一夜之間,博客訪問量突破百萬。
5月1日,勞動節(jié)假期,一條匿名短信稍稍擾亂了黃宏章的心緒——“你的兒子很出名呀!”黃問:“你是誰。”對方說:“我是誰沒關系。”
這個不祥的預感隨著次日中午黃藝博在電腦前的一聲驚叫而應驗。此時,他的QQ正被海量請求添加,照片也被加工成各種形象瘋傳于網(wǎng)站與論壇。人們對黃藝博表達著厭惡,認為他是功利主義教育下失敗的象征。
黃藝博的臉色逐漸發(fā)青發(fā)白,手也有些顫抖。聞訊趕來的黃宏章關了電腦,但仍然無法讓他脫離恐懼。黃藝博一會兒木然地問父母這是怎么回事,一會兒喃喃自語:“為什么這么說我?我不是壞孩子。”
吃午飯的時候,黃藝博一口未動就往外走。母親馬曉麗心疼,就把一袋餅干塞到他書包里,但黃藝博卻背著她悄悄拿了出來。馬曉麗把兒子送到公車站,回來想著不放心,哭了。
紛至沓來的記者把黃宏章和馬曉麗趕到崩潰的邊緣。在最初的那幾天,輿論尤其是互聯(lián)網(wǎng)將黃宏章夫婦形容成一對急功近利、刻板虛榮的舊式父母,“罪名”是操控并炒作兒子黃藝博。他們選擇躲避,常常要凌晨才回到家吃晚飯,覺也只能睡半宿。
“他只是對正統(tǒng)的東西比較耐得住。”母親馬曉麗感到不忿,“成熟點有錯嗎?看新聞聯(lián)播有錯嗎?”
當黃宏章夫婦在輿論漩渦里疲于應付的時候,黃藝博則在校墻內揣摩著這場叵測的風波。由于沒有互聯(lián)網(wǎng),每天中午他都給家里打電話。“他一言不發(fā),總希望我們能主動告訴他些什么。”馬曉麗說,“這樣的氣氛讓我陌生。”
有一次,慣常的沉默中,馬曉麗忍不住問兒子:“你覺得爸爸媽媽是不是很失敗?”黃藝博說:“不要理別人說什么,只要我們一家和和睦睦就好了。”她和丈夫由此度過了稍微寬心的一天。“他只是對正統(tǒng)的東西比較耐得住。”母親馬曉麗感到不忿,“成熟點有錯嗎?看‘新聞聯(lián)播’有錯嗎?”
馬曉麗45歲,在軍工系統(tǒng)服務,她的丈夫黃宏章是湖北一家省直單位政工(思想政治工作)處的副處長。要在武漢西北湖一帶找到這個小康之家并不困難——他們的兒子黃藝博佩戴“五道杠”的照片被張貼于社區(qū)宣傳欄的顯著位置,身份是“義務巡查員”。
黃藝博的身份還有很多。在少先隊,除了廣為人知的武漢市副總隊長外,他還身兼區(qū)、校兩級大隊委;在班級,他是班長;在媒體,他是少兒作家,已經(jīng)公開發(fā)表了一百多篇文章;在社會上,他是環(huán)衛(wèi)志愿者和慈善兒童,常到公共場所撿垃圾和看望老人;乃至在體育方面,他也是一個游泳和跆拳道的好手。
他的充沛精力和廣泛涉獵獲得回報。小學6年,黃藝博獲得了從中國少年最高榮譽“全國五星雛鷹獎章”到班級“三好學生”等幾乎所有少兒領域的榮譽和稱號,實現(xiàn)“大滿貫”。他關心歷史和政治,擔憂民族命運和人類戰(zhàn)爭。他早熟得讓所有與之接觸的人感到驚奇。“他生來就是這樣的天性。”黃宏章說,“我們只是順其自然。”
黃藝博的出生也附會得有些非凡。1998年2月誕生時他以近9斤的體重驚動了醫(yī)院。身材瘦小的馬曉麗帶著這個特大型嬰兒開始了母親的征程。由于工作繁重和缺少老人幫忙,黃藝博從1歲開始就被托給一個下崗工人照顧。對方是司機,偶爾出門就用繩子把他綁在副駕駛座上。晚上跟母親回家后,黃藝博還要被放進洗衣機內筒里直至晚飯出爐。“冬天最難熬。”馬曉麗說,“孩子愛睡覺,怕他從自行車上掉下來,我就一路打他,他就一路哭。”
黃藝博溫順乖巧的性格就形成于那個孤獨的幼年,他尊敬大人,不敢冒犯權威。幼兒園老師教《三字經(jīng)》,學到“子不孝父之過,教不嚴師之惰”時,他堅決不讀,認為這是對尊長的不敬。
作為長期從事政工工作的公務員,黃宏章養(yǎng)成每晚收看“新聞聯(lián)播”的習慣。但當兒子長到兩歲多的時候,問題出現(xiàn)了——黃藝博要和他爭臺看動畫片。黃宏章很堅決地捍衛(wèi)了這寶貴的半小時,最后黃藝博屈服,再后來他一聽到“新聞聯(lián)播”的前奏就興奮得手舞足蹈,拉著爸爸坐在電視前。“這是孩子孝順,為了討好我。”黃宏章說。
在日記《E網(wǎng)情深》中,黃藝博這樣描述他的生活:“他(爸爸)總是罵我,打我,沒有諒解過我,我一直生活在痛苦中,度日如年。”
盡管黃藝博的成長讓父母如此滿意,但在這個僅有兩座樓的院子里,也有人認為他過早失去了童年。
馮建華是黃宏章的鄰居,孫子馮杰只比黃藝博小一歲。馮杰是附近15個同齡孩子的頭頭,沒事就聚在一起玩“三國殺”,但這個隊伍從來不包括黃藝博。“他不愛說話,也很少下樓。”馮杰說,“都不像個小孩。”馮建華很欣賞孫子的坦率,他對黃藝博最深的印象是“穿著校服規(guī)矩地站著,很有禮貌,但不夠可愛”。有一次他在樓下小賣部給孫子買零食,黃藝博剛好經(jīng)過,就站住說:“爸爸,我餓。”但黃宏章沒有理會。
黃宏章的急躁和嚴厲在附近出了名。“他(黃藝博)要是出來玩,他爸就打他。”一群在小區(qū)樹蔭下乘涼的老太太壓著聲音說。黃藝博的日記可以部分支持這一點,在一篇名為《父子之間》的文章中,黃藝博講述了他因玩賽車而遭懲罰的經(jīng)歷——“(爸爸)兩眼死死地盯著我,牙齒緊緊地咬在一起,然后舉起他大大的手,‘啪’的一聲打在我的背上。”
在另一篇日記《E網(wǎng)情深》中,黃藝博這樣描述他的生活:“他(爸爸)總是罵我,打我,沒有諒解過我,我一直生活在痛苦中,度日如年。”
縱然如此,黃藝博大都給這些日記賦予了大團結的結局。除了囿于僵化的語文教育模式外,黃宏章也的確是對兒子影響最多的人。
黃宏章軍人出身,曾經(jīng)是文學青年,轉業(yè)后投身單位宣傳工作,同時兼任某行業(yè)報駐湖北記者站站長。朋友對他的評價是:聰明,靈活,會來事兒。
因為在機關,黃宏章能方便地接觸很多報刊,其中包括《人民日報》和《參考消息》。黃藝博進入學齡期后,黃宏章就拿它們充當兒子的識字讀物。他希望兒子以后也能當公務員。“當官發(fā)財,哪個老百姓不想?”他說。
父親的威權教育和主流媒體的長期浸淫讓黃藝博變得比同齡人要老練和成熟。尚在一年級的時候,黃藝博值日時遇到一個調皮搗蛋的同學,他沒有馬上批評,反而事后表揚,這取得意外的效果,此后再頑皮的同學也變得非常配合。“我問他怎么會想到這么好的辦法。”馬曉麗說,“他說從書上看到的,叫‘用愛的鼓勵調動孩子’。”
滑坡路小學數(shù)學老師王飛云也注意到黃藝博對做人細節(jié)的考究,“每次補習完,他會認真地把我們坐過的椅子搬回原處。”五年級時,班主任程德鵬收到黃藝博的一封信,就全班紀律松散問題詳細分析了原因,“用這樣的方式提醒我,讓我有些意外。”
這些超越自身年齡的特質讓黃藝博成為同齡人中的佼佼者。一年級下學期他正式成為班長,年年連任。二年級入隊佩戴“二道杠”。三年級校大隊委(三道杠)換屆,黃藝博以一份漂亮的海報競選成功,同年進入?yún)^(qū)總隊委(四道杠)。2009年10月,在武漢市少先隊總隊委的競選中,黃藝博憑著自信的演講和周詳?shù)?ldquo;施政”方案,當選為常務副總隊長,佩戴上“五道杠”。
鮮花和掌聲隨之而來。黃藝博開始出席各種公開場合、晚會或紀念活動。其中一份資料是2008年黃藝博代表全武漢少年兒童到醫(yī)院慰問汶川地震受傷者的照片。鏡頭里黃藝博一手放背后,一手前伸,腰略躬,頭微俯,身旁還跟著同事和紅領巾小記者。
進入高年級后,同院子的馮杰發(fā)現(xiàn)他在電視上見到黃藝博的次數(shù)比現(xiàn)實中還要多?,F(xiàn)在,他和伙伴們正沉迷于一套叫“賽爾號”的游戲小說,刺激、好玩。而一樓之隔的黃藝博的案頭上則擺著希特勒、拿破侖和艾森豪威爾的傳記以及一則共青團中央人事變更的剪報。
“老實講。”望著門窗緊閉的黃家,12歲的馮杰說,“我不太愿意過那樣的生活。”
“我代表……”
從黃藝博幾篇在公開場合的發(fā)言稿里,不難發(fā)現(xiàn)他對泛濫于中國大小會議的標準語句諳熟于心,結構工整有序,用詞嚴肅得體。諸如“我代表……表示崇高的謝意和衷心的感謝”、“預祝……圓滿成功”、“讓我們……做出應有的貢獻”等比比皆是。
“我是世界,是宇宙,是大自然的最偉大奇跡!因為我舉世無雙,因為我獨一無二,因為我是最棒的,因為我是天下的王者……我一定會取得更大成功,我是最終的勝利者,我是大自然最偉大的奇跡!”
這是黃藝博完成于小學五年級的一首詩。此時,他的心跡變得更加豪邁和激昂,文字也超越了描寫花草樹木和做好事后的喜悅等題材。他讀《水滸傳》、《史記》和《資治通鑒》,從中思考人、生命、成功和興衰。在給父親黃宏章的一封信中,他這樣結尾:“我會達成您的愿望,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在中國歷史的記錄上,在人類發(fā)展的史冊上,留下不朽的篇章,名垂竹綿,功標青史。”
為實現(xiàn)這個宏愿,黃藝博過著繁忙的生活。除了更加努力地寫作,他還要接受媒體采訪,開展經(jīng)驗介紹,草擬倡議書,發(fā)表大會致辭和獲獎感言等。
從黃藝博幾篇在公開場合的發(fā)言稿里,不難發(fā)現(xiàn)他對泛濫于中國大小會議的標準語句諳熟于心,結構工整有序,用詞嚴肅得體。諸如“我代表……表示崇高的謝意和衷心的感謝”、“預祝……圓滿成功”、“讓我們……做出應有的貢獻”等比比皆是。
一個曾當過大隊輔導員的老師透露,這些講稿基本是經(jīng)嚴格審閱的,有的甚至由老師全部代筆,孩子只管念。
比黃藝博小一級的李日新曾與他在校大隊部共事,他驚訝于黃的精力。“他是市、區(qū)兩級大隊委,還抽空旁聽我們的會議,提了不少意見。”
黃藝博也不是沒有難題——他的成績并不冒尖。在擁有悠久而卓越的應試教育傳統(tǒng)的湖北,這意味著可能無法上一所足夠好的中學。
2010年3月,六年級下學期。黃宏章為兒子整理編輯的《陽光男孩黃藝博成長實錄》出版,書中搜集了歷年來關于黃藝博的媒體報道、與各級領導合影以及獲得的榮譽獎項等。馬曉麗坦言,這是作為兒子升初中的一份推薦手冊。
黃宏章在書中放進了一組后來廣受詬病的照片——黃藝博當選“五道杠”后“研究工作”,“閱讀文件”的場景。這些照片后來又被原封不動地移植到黃藝博的博客,幾處“副總隊長”也變成了“總隊長”。黃宏章先是解釋為“筆誤”,后來黃藝博提出這樣寫他不好,父親黃宏章則說“密碼丟了”。
幾個月后,正是這些照片和“筆誤”引發(fā)了這場影響甚廣的“五道杠風波”。黃宏章后悔極了。他時常做著徒勞的假設——如果沒有那篇報道,如果沒說‘新聞聯(lián)播’,如果沒建這個博客……但現(xiàn)在,他不得不面對的現(xiàn)實是:他已成為眾矢之的,一個被丑化的玩弄孩子命運、扼殺孩子自由的邪惡父親。“我沒有想到結果會是這樣。”黃宏章說,“我不了解網(wǎng)絡,不了解人們的想法,但我認為我們對博博的培養(yǎng)模式?jīng)]有錯。”
5月3日,黃宏章和妻子新建了微博首次公開回應,懇請網(wǎng)民給黃藝博一個正常的生長環(huán)境,但此舉不僅沒有化解敵意,還招致數(shù)以萬計的跟帖和謾罵。
兩天后,這個惶恐不安的父親見到了他同樣惶恐不安的兒子。他們藏了起來,對所有追訪者說:“我們要去爬山,要去看藍天白云,給我們一個清凈的角落吧。”
其實,早在四年前,就有不少人呼吁應該放過這個未成年的孩子?,F(xiàn)在,這位少年正在讀高三,值此考學關鍵時刻,更不應該卷入輿論旋渦,也不應該再受到指責和謾罵。同時,筆者仍然認為“五道杠少年”沒有任何錯誤,他只是按照家長的理念和學校的一些規(guī)則,做到了極致和最好。遙想我們當年小時候,我們的父母、老師、親戚,何嘗不是教育我們要拿兩道杠、三道杠,要學習好,要積極參加學校的活動,只是非常遺憾,我們多數(shù)人沒有拿到三道以上杠而已。
因此,放過“五道杠少年”,就是放過“年少時的自己”。網(wǎng)絡上最近流行一句話,“放開那人,沖我來”。套用這個句式,對于此事,筆者想說,放過“五道杠少年”,沖年少時的自己來。原因很簡單,“五道杠少年”聽話、拿獎學金、為家庭爭光等所有的事,做了我小時候夢寐以求但現(xiàn)在有點不屑一顧甚至異常反感的許多事。而“五道杠少年”就是我們父母口中經(jīng)常所說的“別人家的孩子”,是曾經(jīng)激勵我們成長的范本,是父母總拿來對比的標桿。所以,“五道杠少年”猶如一面鏡子,在這面鏡子中,我們能夠看到自己年少時的心理,能夠看到自己那一代人的成長軌跡,能夠幫助我們思考當下教育體制中的一些問題。
是在結束教育歷程之后,我們才開始反思自己在受教育過程中的迷惘;是成材成人之后,我們才開始鄙夷那些在教育領域非常主流化的東西;也是在成為旁觀者后,我們才感覺“別人家的孩子”是那么的討厭。因此,從某個角度講,我們多數(shù)人都沒有評判或批判“五道杠少年”的資本。甚至可以說,即便把“五道杠”罵個痛快,再讓我們回到少年學生時代,“別人家的孩子”仍然會是我們的夢魘。
總的來說,質疑“五道杠”體現(xiàn)了教育理念的多元化,在某種程度上讓更多的人反思體制性教育對于青少年成長規(guī)律的干擾與破壞要素,從而站在保護孩子不要過早損失童真與天性角度產(chǎn)生更多的建設性意見。我們每一個人,也當從對自己孩子的教育入手,盡可能地去規(guī)避這種現(xiàn)象。
超越自身年齡的特質讓黃藝博成為同齡人中的佼佼者。一年級下學期成為班長,年年連任。二年級入隊佩戴“二道杠”。三年級晉升“三道杠”、“四道杠”。2009年10月,在武漢市少先隊總隊委的競選中,黃藝博當選為常務副總隊長,佩戴上“五道杠”。